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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名门 赤子情深

王季思，名起，出生于温州郊区的永嘉梧埏上田村（现瓯海区）一个书香门第。他是温州望族王澈的后裔，自幼熟读经史子集，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由于出众的国文水平，13岁的他小学未毕业即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
　　王季思年少时，家道已经中落，加上兄弟姐妹多，一母同胞9人，家境比较贫寒，父亲省吃俭用供他们读书。他记得，小时候当他拿着书本离家时，父亲常常叫住他，颤巍巍地掏出几个铜板，塞在他的衣兜里，叫着他乳名说：“饿了，你就上街买些点心吃。”1946年，从外地回温探亲的王季思受温州中学校长金嵘轩的邀请，对全校高中学生发表讲话。讲到这个细节时，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眼泪随着流了下来。停了好一会，他拿出手帕揩拭镜片，想把话题继续下去，可是几次张口都哽咽着发不出声音，金校长只好宣布演讲就此结束。王季思感情之诚、之深、之纯可见一斑。

　　少年壮志 忧国忧民

在高手云集的温十中，聪颖、勤奋的王季思成绩十分优异。不过，他并不是只知学习的读书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的名联是对十中时代王季思的最好写照。远方，他没有忘记呻吟在日本人铁蹄下的胶东；近处，他没有忘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乡邻。1921年16岁时，他的散文《贫民一夕话》刊于《浙江十中期刊》第一册，这是王季思为贫穷的父老洒下的一掬情泪。
　　一年之后，他已经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坚，在学校礼堂，他激情澎湃地大声疾呼打倒军阀政府；在温州街头，他热血沸腾地登台演讲，号召市民抵制日货。十五六岁，满脸稚气的王季思赢得了进步师生的喜爱，但他的“过激”行为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结果校方迫于压力，只得劝其退学。1922年，王季思遗憾地从十中肄业，转入瑞安县立中学。半个世纪后的1979年春天，王季思先生从羊城广州返回故里，回忆起这段往事，挥毫写下《金缕曲·温一中诸老友留念》：“六十年间路，经几番惊涛骇浪，狂风暴雨。德赛先生何处去？”
　　王季思转入瑞安中学后，因与孙家有亲戚关系，使他与同村戴家祥得以一起借住清末名儒孙诒让家，这为他提供了在玉海楼查阅、博览古籍的方便，同时了解到孙诒让晚年，每天以一支洋蜡烛为度，烛泪未干手不释卷的治学精神。在孙家的经历，对于王季思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复得斯才 我心喜甚”

　　王季思1925年20岁时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师从戏曲大师吴梅教授，得以在吴梅的“百嘉宝”书斋里读到明嘉靖、隆庆间刻本的传奇，还与外文系陈楚淮等组织“春泥社”，在闻一多的指导下，从事话剧与新诗的创作。
　　吴梅教授是中国最后一位能用元人曲律写作杂剧的戏曲作家。他非常赏识这位入室弟子，一次在王季思的作业卷子后批道：“自万里 （国家图书馆版本学家）、宇霆（曾任陕西师大教授）、维钊（曾任浙美院教授、书法家）去后，复得斯才，我心喜甚！”吴梅“治曲当从元人入手”的教诲，既为王季思指明了戏曲研究的正确方向，也确立了王季思终生治学的目标。

　　智如源泉 行为表仪

1929年，王季思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浙江省立十中、江苏松江女中、浙江省立处州（丽水）中学、浙江省立温州师范、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浙江大学本部、三江文学院等校任教，1948年夏，调到中山大学，直到去世。
　　“大哉师道天下尊，承往哲兮启后人，厚培德本，深濬智源……”王季思先生从教70年，桃李满天下，他对学生的培养倾尽心血，对后学的关心、扶掖与策励，有口皆碑。他认为，要学生有道德，自己先要注意品德的修养，要学生有文化，自己先要掌握人类先进的文化。王季思先生授课时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循循善诱，发人深省。他说，我是教师，我必须教好书，使自己逐步成为一个比较称职的教师，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探索前进的途径和目标。我为青年付出了心力，也从青年一代的美好心灵中吸取精神营养，感受到青春的气息。看到新生一代的成长，我感到由衷的愉快。
　　王季思先生认真的教学态度可以从黑龙江大学薛瑞兆教授所回忆的一件小事看出。薛教授曾师从王先生，有一次，他把完成了的作业用报纸包好，交给王先生。4天后，先生让他取回，并交代了一句：“回去慢慢看吧。”回到宿舍，打开报纸，薛瑞兆惊呆了：“十卷作业里，被先生加上的校和注多达几千条，密密麻麻，字如米大，而且，为了维持原篇的完整，王先生用浆糊小心翼翼将字条贴上去，使原来的作业有了半尺来厚。”“这是对我做学问的一次震撼，也是对我灵魂的震撼”，薛教授动情地说。在纪念王季思先生从教70周年时，中大学生送给他的匾额上写着这样8个字：经师可求，人师难得。
　　王先生常对学生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爱才、惜才、奖掖后学，倾其全力，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对其他有才的人也一样。1980年春，教育部委托王先生主持“中国戏曲史”教师进修班，当他得知进修班学员、兰州大学教师宁希元在写《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书稿时，便把自己积累多年的几抽屉的有关元杂剧的卡片资料提供给宁老师参考；1979年，拨乱反正后不久，百废待兴，有同学向王季思先生反映某教师普通话讲得不好，教学效果不佳，待到新学期的第一节文学史课，王先生不顾年迈体衰，赶在任课老师之前来到教室，对同学们说：“大家对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这位老师的遭遇坎坷，他20年没有教课了，今天，他能走上讲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上课时，王先生不仅坐在第一排听讲，还几次走上讲台替任课老师擦黑板。下课之后，同学们各个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而任课老师也向王先生深深鞠躬，然后搀扶着老人一起离开课堂。中大中文系黄天骥教授说自己至今仍清晰记得那一幕，一辈子都忘不了王先生那高大的身影，更使他懂得了怎样做人，怎样助人，怎样教书育人；还有一次，一位刚上讲台不久的青年教师写板书出现几个错别字，学生很有意见，“状”告到教研室。身为教研室主任的王先生在教研室会议上就此事发表意见，他说：“我可以写错别字，你们就不行。”听了他的话大家都瞪大眼睛十分惊讶，心想：“你怎么就可以写错别字呢？”只见王先生笑着说下去：“我写错别字，学生会说王老师糊涂，连字都写错了，但你们写错别字，学生就不会原谅，因为你们还没老嘛！”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无论当事人与否，大家都如沐春风，都在心里默默谨记着王先生的谆谆教导。
　　“文革”期间，王季思被当作“学术权威”常遭揪斗。有一次，他被打昏在地，经检查有两根肋骨被打断了，其中一根竟然被打到了腹腔里，只得做手术治疗。在殴打他的红卫兵中有些是听他授课的学生，是他爱过的学生，多年之后，有些人对他表示歉意，他说：“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难免头脑发昏，做了蠢事、错事，大家向前看就好，重要的是把失去的